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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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中叶，沈万三的父亲沈祐，由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今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沈家漾村迁徙至周庄东垞，后又迁至银子浜。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今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有了舒适的住宅；但不久，沈万三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余生。

沈万三始终把周庄作为他立业之地；“万三住宅在蔫西北半里许，即东庄地及银子浜、仓库、园亭与住宅互相联络”（见《周庄镇志》），“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见明·杨循吉《苏谈》）。尽管他受到张士诚、朱元璋的封赏，但他不愿离开这块宝地。元止仲，吴县人，被沈万三请为西宾（老师），每一文成，沈酬金一镒“（见《周庄镇志》杂记），可见，他连自己的子孙都要留在这块富裕之地，不惜重金加以培养，使沈家久盛不衰。

沈万三确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人物。一“镒”即二十两，仅一篇文章竟有如此高的报酬，沈万三的家底可见一斑。

据《明史》介绍，朱元璋实施筑城计划时，单造砖单位便涉及一部(工部)、三卫(驻军卫所)、五省、二十八府、一百十八个县，另有三个镇。而沈万三一人便负责从洪武门到水西门十余公里长的城墙，工程量占整个工程的三分之一。

明人孔迩《云焦馆纪谈》说：沈氏“有田数十顷凿渠引水以供酒需”，意思是沈家酿酒引水，都需用田数十顷，如此家产令人咋舌。明人田艺蘅也在其《留青日札》里写道：朱元璋准备犒赏三军，沈万三说要代其出犒银。朱元璋有意刁难：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哪知沈万三豪爽应答：愿每军犒金一两！

沈万三“躬稼起家”，这一点，从明人《留青日札》里也可以得到印证：“初居东蔡村时，人以圩菜之地归之，佑(沈三万的父亲)躬率子弟服劳，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是致富不赀。”这段文字，描述了沈万三随父亲从浙江迁居苏州后，通过躬耕田地而发家。明人孔迩还记载，沈万三很注重兴修水利：“万三有田近湖者，沿湖筑成石岸以障田。”

对于沈万三究竟如何致富，最具传奇色彩、也是传说最广泛的，当属“聚宝盆”一说。说是沈万三贫时，见一农夫携蛙百余，他便好心买来放生。哪知第二天，看见众蛙聚在一瓦盆不散。沈万三于是将瓦盆带回家，用来洗手。一次，他妻子洗手时，不慎将一支银钗掉在盆中，不料银钗一变二、二变四，不一会儿已是满满一盆，不可胜计，沈万三由是富甲天下。传说南京中华门(古称聚宝门)的名称也源出于此。

明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学潘群教授认为，沈万三的财富积累在元代便已完成，他的财富起于“农”，而繁于“商”，是一个地道的大地主兼商人。苏州学者陆允昌等专家也持相同看法，说沈万三是土地经营起家，辗转贸易发家。

潘群表示，元代江南农业经济发展有两个明显突出的迹象：一是农田水利发展，带来水田种植发达，稻田面积日益扩大；二是土地高度集中，租佃关系逐渐蔓延。沈万三这个家族，正是借着元末这种土地关系的变化，将一部分失去业主和佃户的土地，占归己有，“粪治有方，潴泄有法”，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并进一步兼并土地而发家致富。

就其商业发展和对外贸易而言，潘群教授表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社会经济问题。”他解释道，明人记载沈万三来往的“徽州、池州、太平府、常州”等地，恰是“徽商”频繁贸易活动的地区，出现一个沈万三实不足奇。而另一方面，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是闻名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今北京)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肯定是一“售粮大户”。由此，沈万三积累了大量资本。

富起来的沈万三转而“通番”，将当地产的纺织品、瓷器等输往亚非各国，而回船进口大量的珍宝、香料和药材，一去一回，从中赚取巨额差价。陆允昌就此解释道，元代的社会环境，非常有利于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元代为了鼓励和发展工商业，实行轻商税的政策。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等年间，朝廷数次布诏减税，鼓励中外贸易。而沈万三也在此背景下“暴富 ”。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