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资料图】

1936年3月的一天,陕北定边县学庄乡的耿庄村一带出现一支神秘的骆驼队,一行6人。

他们拉着十来峰骆驼,背上驮的都是羊皮和羊毛。

领头的人是“一号叛徒”顾顺章曾经的好兄弟和连襟,名叫谭忠余,当时27岁(顾顺章1931年叛变,1935年亡)。

他独自来到村口,向路边一个行人问路。

之后,他返身压低声音对5个同伴说:“距离延安只有200来公里了……”

大家听了,都面露喜色,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危机悄悄降临。

就在谭忠余问路的时候,他的一口上海话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谭忠余一行继续赶路,那人却鬼鬼祟祟离开,向他的上司报信去了。

土匪武装

谭忠余,上海宝山人,家境贫寒。

12岁那年,为了生计到一家米店里当学徒。

在米店,他遇到了一个同样在那里打工的顾顺章。

顾顺章很仗义,谭忠余饿了,他会给吃的,受欺负的时候也会站出来保护他。

后来,顾顺章加入组织,在北伐的时候参加了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成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

谭忠余一直追随自己的这个好大哥,不离左右,也参加了革命。

1927年底,特科成立,顾顺章成为三科(红队)负责人,谭忠余成为其得力助手。

二人情同手足,患难与共,堪称生死之交。

一个明显的标志是,顾顺章还把自己的小姨子张爱宝介绍给了谭忠余。

谭忠余

三科又叫行动科,一个重要任务是锄奸。

作为特科的骨干分子,顾顺章领导的所有锄奸行动,谭忠余几乎都参加了,表现很出色,受到周公和顾顺章的表扬。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之后叛变投敌。

谭忠余心情沉重地对妻子张爱宝说:“姐夫当了叛徒,希望你能跟我配合,除掉此贼。”

“想让我姐当寡妇,亏你想得出,你还算人吗?”张爱宝歇斯底里地喊道。

“爱宝,我不是六亲不认,而是革命更重要;如果你坚持这样,我们的夫妻缘分到头了。”谭忠余难过而坚决地说。

说实在话,谭忠余和顾顺章情同手足,让他和对方为敌,需要很大的勇气。

他对妻子更是一往情深,要和她分手,像要挖他的心一样。

但是为了革命,他情愿做出牺牲。

对谭忠余的表现,周公很欣慰,对他充分信任,继续重用他,提拔他担任了副科长。

此后,谭忠余更加努力工作,屡建奇功。

1932年初,谭忠余遵照指示,到苏联学习深造,一学就是4年。

1936年3月,谭忠余和6名同志启程回国。

他们装扮成商队,赶着十几头骆驼,携带着文件和电台,千里迢迢进入中国,奔向延安。

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在定边县却出事了。

无巧不成书,谭忠余问路的那个人,恰好是定边土匪头子武占奎手下的一名喽啰。

武占奎生得身高马大,一身蛮力,不务正业,好逸恶劳。

依仗着自己学过武术,他在家乡结交了一帮混混,危害乡里,为非作歹。

当地百姓提起他,无不恨得咬牙切齿,有民谣为证:“夹棍的菜,老百姓的害;阴间的厉鬼,阳间的武占奎。”

把他比作厉鬼,人们对他的憎恶,由此可见一斑。

武占奎纠集自己的喽啰,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这伙匪徒掳掠奸淫,无恶不作,毫无底线。

土匪所在的定边县,在陕西省的西北部,榆林的最西端,有“三秦要塞”之称。

这里过往客商络绎不绝,给这伙土匪打劫创造了条件,他们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有了上千人。

蒋军的官员和武占奎蛇鼠一窝,竟然将他招安,安排他当了区长和民团的团总,成了拿着“营业执照”、头戴“乌纱帽”的土匪。

书归正传,那个小土匪听到谭忠余是南方口音,又见他一行人赶着十几头骆驼,带了那么多皮毛,随即兴冲冲跑去向匪首武占奎报告。

武占奎一听有生意来了,像猫儿闻到了腥一样兴奋,当即决定干一把。

他听说对方只有六个人,也没有太当回事,只派了12个人前往。

土匪随即拦住了去路,开始拦路表演:“要从此地过,留下买路钱。”

如果谭忠余拿点钱财打发一下,兴许就过去了。

但对这些小毛贼,谭忠余不屑一顾;想当年在上海,自己干的是锄奸的活儿,枪法过人,死在他枪口下的汉奸叛徒不计其数。经过了大风大浪,怎么会把这些小土匪放在眼里?

想想也是,赫赫有名的锄奸英雄,怎么会向小毛贼低头?

谭忠余厉声喝道:“朗朗乾坤岂容土匪横行,还有没有王法?”

土匪霸道惯了,根本不吃这一套,为首的小头目用枪口指着谭忠余吼道:“俺的枪就是王法,不给钱,休想通过!”

谭忠余冷笑道:“给钱可以,要问问我身上的伙计答应不答应。”

小头目听了一脸迷茫:“你的伙计?”

说时迟那时快,谭忠余刷的一下从腰间掏出两把手枪,对土匪扣动了扳机。

一阵激烈的战斗后,地上躺了一地尸体。

谭忠余没有注意到,一个土匪在战斗时,见势不妙悄悄溜走了。

小土匪慌慌张张、气喘吁吁地向武占奎报告:“不好了,我们的弟兄全被人干掉了。”

武占奎一听大惊,急忙集合队伍,气势汹汹到东去的必经之路,将路口堵住。

谭忠余见前面有人杀气腾腾拦住了去路,这才明白那些被打死的土匪还有同伙,心里暗暗叫苦。

他环顾四周都是荒漠,村子也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根本无处躲避。

唯一可以依靠的,是耿庄村南头一座丘陵(名叫喇叭山,战斗发生在丘陵下的柳树涧堡)。

于是,他招呼同伴迅速将骆驼赶往柳树涧堡,居高临下打算死守。

与此同时,他向延安发报说遇到了险情,看能不能动用附近力量救援。

尽管谭忠余枪法如神,同伴也身手不凡,但是敌众我寡,他们携带的子弹也有限,因此很快陷入困境。

谭忠余毕竟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人,面对险境并不慌乱,冷静地做了一项决定:向敌人妥协。

他向土匪喊话:“兄弟,别打了,我们是胡长官的人,你们想要什么,都可以给。”

谭忠余口中的胡长官,说的是陕西王胡宗南,他是想先唬住对方,停止攻击,然后拖延时间,争取援兵。

一说胡宗南,武占奎反而更顽固了,因为胡宗南是天子门生,嚣张无比,即使放了这伙人,自己也没有好果子吃。

既然如此,还不如斩草除根,神不知鬼不觉。

土匪就是土匪,跟别人的思维不一样。

武占奎随即说:“既然你们是胡长官的人,那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来一个人谈谈吧。”

武占奎并非真心谈判,他是顾忌对方枪法,想骗一个人过来谈判,那样就少一个对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冒险去谈判,才可能有机会脱险,谭忠余决定独闯虎穴。

他做了最坏打算,让同伴将携带的文件和密码本全部销毁,把电台砸毁,然后赤手空拳来到丘陵下。

还没等他站稳,七八个土匪一拥而上,将他紧紧抱住,捆绑了起来。

其余的土匪则一起呐喊,冲向喇叭山,其余几个同志寡不敌众,全都牺牲。

话分两头,延安接到谭忠余的求救信号后,立即安排救援。

恰好,三边特委军事部长刘景范率独立团在靖边县新城堡一带活动,距离耿庄村只有几十里路。

可惜,他们马不停蹄赶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

如果谭忠余不去跟敌人谈判的话,兴许就能等到援兵,化险为夷。

然而,没有如果。

刘景范听说谭忠余落入魔爪,赶紧向上级汇报,看能否通过其它途径把这个高级干部营救出来。

当时,武占奎并不知道谭忠余的身份,但从对方携带的物品来看,不是等闲之辈。

马蜂窝已经捅下,他没有退路,只能将谭劫持到定边城里。

这时候已经是1936年6月,红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已经踏上了西征之路。

延安接到刘景范的通报之后,当即命令红15军团78师组成的右路军攻打安边城,把安边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师长韩先楚派人喊话,要求伪县长和三边民团司令张鸿儒交人。

韩先楚

伪县长这才知道谭忠余的身份,将其押上城头,企图让红军产生顾虑,放弃攻城。

谭忠余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对着城下战友高喊:“向我开炮,打死这些土匪!”

一旁的武占奎气急败坏,开枪将谭忠余杀害了。

韩先楚见状,怒目圆睁,咬碎钢牙,下令攻城。

红78师将士呐喊着冲了上去,攻破了定边城,全歼城中守敌,为战友报仇。

只可惜,匪首武占奎在战斗没有打响前就逃之夭夭,因为他的部队并非守城主力。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作恶多端的武占奎于1949年落网,次年5月被公审后处死。

遗憾的是,谭忠余英年早逝,年仅27岁就牺牲了,让人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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