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晚节不保”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前两天，博主 @押沙龙 翻出了贾平凹在2016年写的《极花》，仔细梳理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情节。
简单来说，这是个被拐卖的女孩在经受长期折磨之后，爱上买她的男人，甚至在被解救之后仍然选择回到山村的故事。
但按照贾平凹的说法，女孩被拐卖之后在山村里找到了人生平静，所以这是个深刻又温情的Happy Ending。
他甚至在采访中表示： “……（拐卖）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贾平凹的这套价值观有多扯淡，她姐不做过多赘述， @押沙龙 已经讲得很清楚：
只是多少有些唏嘘。
这本被广泛批判的书，如今在豆瓣评分3.8，与他第一部作品《浮躁》几乎差了五分。
而从贾平凹个人的风评倒退，似乎也能窥探到一部分男性作家隐含的“厌女史”，以及广泛女性意识的觉醒。
终于有人发现了——
在男人们引以为傲的文学里，到底藏着多少被巧妙包装的「厌女」。
在书里女性是工具，是载体，是他们宏大叙事下的牺牲品，但却唯独不是她本身。
贾平凹与他的“胡蝶”
回头看贾平凹的创作，几乎是一部完整的厌女文化演绎史。
1983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躁》。
小说讲述的是农村青年金狗与女孩小水的感情故事，主要描写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问题以及社会的浮躁现象。
故事里的女主角小水，刚一出场，就是个“温香软玉”的标准女性形象。
“岸上走来了一个女子，轻手软腿的。太阳正照在她的脸上……那脸是一盘肉太阳，这太阳有鼻子有眼的让人亲近。”
在之后的叙述中，贾平凹不厌其烦地描述着小水的外貌特征，情节上，则是完全围绕男主角金狗构建：
她勤劳能干，一心一意地操持家务；她恪守妇道，严守着自己的处女之身；她心思缜密，能够给金狗出谋划策，当他的改革助手......
而最最最“难得”的，是小水心甘情愿的做小伏低：
“我一个女儿家，没指望像你那种志向，我只能在生活上照顾你。”
也难怪2020年的读者读来不适
只不过彼时的小水，尚且代表着城乡交界时的一股新生力量，粗略读完，偶尔还能感受到这个女性的聪慧灵动。
到了之后小说《废都》，贾平凹干脆“不演了”、“摊牌了”。
整部小说都是以男权话语为主导，四个女人都跟随着男性的思维和行为在生活：或沦为了男性的玩物，或屈服于男性的意识、或在男人的背叛下依然“包容”。
书中最经典的一段，就是主人公结发妻子的自白：
“他是作家，思维较为敏感，感情起伏大，但他一不抽烟，二不玩弄女性，至于他的其他毛病，我还是能够包容的。
有时不仅是他的妻子，还是母亲。女人不管怎么跑，始终都要找一个男人作为归宿。”
请注意，这些自大又男凝的话语，并非是为了讽刺现实。因为贾平凹本人，就是这么看待女性的。
他曾在散文《关于女人》里写：“女人到世上来就是贡献美的，‘美’是男人对女人的作用的限定，仅仅在这个范围里，男人才会‘甘愿受征服’。”
女人的美依靠男人而存在，女人的存在价值仅仅只有“贡献美”？
这话从一个大作家嘴里说出来，何其荒唐！
也是在这种价值观下，贾平凹有着一套极为荒谬的理论：
在面对乡村女性流入城市时，他义正辞严：
“现在国家发展城市，城市就成了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
图源：电影《盲山》
在《极花》的后记里他写：
“……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
贾平凹在《极花》发布会
农村是他的精神乌托邦，所以他不允许女性离开。
于是，他不断地用所谓的道德光芒来遮蔽女性的苦难，又以花言巧语的自白来绑架女性的付出。
年轻时写改革开放，男性要走入城市时，他笔下的女人就是解语花、是贤内助；到老了呼唤乡村复兴，他笔下的女性就是被拐卖后仍然自愿回归山村的高知。
女性，不过是他抒发自我的工具罢了。
真实的苦难被完美遮蔽，长久的不平等被盲目讴歌。而 这种粗暴的批判和对女性自以为是的“解救”，构筑了贾平凹的“极花宇宙”。
更令人糟心的是，文学中厌女意识的重灾区，可远不止是贾平凹一人而已。
他们笔下的好女人，别信
在聊其他作家的女性角色构建之前，她姐想要先来科普一个测试：Bechdel Test。
这一测试最早由美国漫画家埃里森·贝克戴尔提出，后来成为了瑞典评比电影的新方式—— 凭借这种方法来甄别电影是否推动了性别平等，后来也被沿用到其他文艺作品的判断中。
这个测试很简单：
要有两个有名字的女性角色。
两个女性角色之间要有一段对话。
这段对话要谈论男性以外的话题。
图源：微博@写手吐槽bot
看似简单的标准，但如果放置到近现代文学中，有几本能够符合呢？
屈指可数。
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讲述一个小村落的发展，塑造了诸多人物形象，记录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变迁。
书中田晓霞、田润叶、孙兰香、贺秀莲、孙兰花、何凤英、惠英嫂等女性形象，鲜明生动。
但这些角色无一例外，都最终回归了家庭。
路遥写她们的苦恋、挣扎、不幸的婚姻，和在婚姻中“和解”的结局。
这其中，最让她姐看不懂的角色，就是田润叶。
佟丽娅在《平凡的世界》中饰田润叶
她温婉漂亮，始终惦念着初恋孙少安，却在家人的逼迫下嫁给了二爸同事的儿子李向前。
在苦闷的婚姻生活里，她痛苦不堪，差点被婚内强奸之后，她选择了分居。
但在丈夫李向前出车祸之后，她竟然又将责任第一时间归咎于自己：
「她还听说，向前是因为喝醉酒而把车开翻的……润叶一下子记起：上次润生来说过，向前是因为她而苦恼，常常一个人喝闷酒。她知道，这个人过去滴酒不沾，也不吸烟......
平心而论，当年这婚事无论出自何种压力，最终是她亲口答应下来的。如果她当时一口拒绝，他死心以后，这几年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正是因为她的一念之差，既让她自己痛苦，也使他备受折磨，最后造成了如此悲惨的结果。她完全能想来，一个人失去双腿意味着什么——
从此之后，他的一生就被毁了；而细细思量，毁掉这个人的也许正是她。」
这样的逻辑，简直匪夷所思。
更可怕的是，路遥还让田润叶从李向前残缺的身体中重新找到了“爱情”，还为丈夫生了个大胖小子，“开枝散叶”。
你看，女人们总是心甘情愿地以自我牺牲为代价，屈从于各方面条件都不如自己的男人。
秉持着乡土写作的男作家们，写得出成长线完整的男人，也擅长与男性角色共情，却写不出几个有生命力的女性。
看到这儿，或许你会觉得她姐过于上纲上线。
“只是看个书而已，有必要想那么多吗？”
她姐的回答是：有必要，且非常必须。
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在《女性与权力》中写：
「计较这些措辞重要吗？当然重要，因为它们构成和强化了一种社会沿袭下来的思维模式，它消解女性话语中的权威、力量，甚至是幽默感。
这种模式有效地将女性的位置再次放回到家庭领域之内（人们通常只会就洗洗涮涮的家务活发出“哀鸣”）；它让她们的言语显得无足轻重，或将其‘重新私有化’。」
“你无法将女性轻易置于一个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架构里，你必须改变架构本身。”
为什么说乡土文学是厌女思想的重灾区？
因为在乡土的限定环境里，男性作家们永远只能在自我的审美下展示人类最原始的情欲，女性则会沦为传统的两个极端——
女神，或是荡妇。
她们是单一的、是依附的、是被建构的。她们的精神层面无限屈从，她们的身体却又在自我牺牲。
这种割裂，就是厌女的一部分。
别误会，她姐并不是要把这些作家都一棒子打死，更不是要否认他们的文学成就，只是想说明一件事：
大多数男性作家，是厌女而不自知的。
他们有试图去创作一个好的女性角色，但兜兜转转，也总要让她们臣服于男性，为男性服务。
千百年前，我们怎样写作？
那么，突破局限的创作是怎样的呢？
我们的古人，早就给出了对女性的关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单独辟出一章《贤媛》，介绍女性的才情抱负。
其中最出名的一篇《许允新婚对答》，就在千百年前驳斥了“女性必须美”和“三从四德”的概念。
「据说许允的妻子是四大丑女之一，许允在新婚之夜就想离开，妻子却拉住他。
许允问新娘：“妇有四德，你占几个？”，古代对女子要求三从四德，四德指的是德行、言语、仪态和女红。
新娘子回答：“我缺的只不过是容貌罢了，那您呢？读书人应具有的各种品行，君有几个？”
许允回答：“我都具备。”
新娘子质问：“百行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怎么能说全具备？”」
怼了只看脸的丈夫，骂了道貌岸然的标准，这段对话若是放到今天，一定是女性翻盘爽文的代表。
黄梅戏代表作《女驸马》，讲述女子参加科举并建功立业的故事。
湖北襄阳道台的女儿冯素贞与李兆廷定下娃娃亲，但在李家家道中落之后，冯素贞女扮男装进京，又冒用李兆廷的名字去应试科举。
不料竟然一举中了状元，因此被招为公主的驸马。
这部作品后来被广泛改编，演绎出了女状元等多个版本。
在她的故事里，女子不再是男性理想的投射，也并未限于女性的刻板想象，而是成为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巾帼英雄，以自身的勇气跳出了“贤妻良母”的设定。
那么，回到贾平凹书写《极花》的语境里。
在书中，他无数次表达了对农村破败的痛心，讲述了他面对乡村凋敝的悲悯。
但要为破落的农村发声，为什么不将笔触对准受苦受难的女性，为什么不书写那些回到家乡的女村官，为什么不追问女性离开乡村的根源？
他选择了最空洞廉价的一种—— 用女性的身体来填充世俗的裂痕，以女性的生命和人权为代价，护佑男主角的成长。
要知道，农村与城市之间巨大的鸿沟，不该由女人弥合，更不该由被拐卖的女人缝补。
但很显然，正如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所说，这种深层厌女是很难自知的。
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表现为“自我厌恶”，“厌女”氛围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里，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所以，敏感是坏事吗？
不。
我们越敏感、越计较细枝末节、越在遣词造句上“钻牛角尖”，才越能理清现象背后的逻辑，讲出更宽广的故事。
只有突破这种局限，故事中的女性才能有真实的生命和活力。
只有注意到这种“厌女”，才能在更广阔的范围里，书写下两性共通的情感。
两千年前的《世说新语》做到了，2023年的“文学家”们，也该醒醒了。
参考文献：
[1]龚文秀.“天使与妖妇”——贾平凹《浮躁》女性形象分析[J].散文百家,2018,No.374(08):45.
[2]丁红梅,王圣.男权思想统照下的女性世界——浅谈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几个女性形象[J].淄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1):48-50.
[3]王琼.受难于儒家性别困境的女性世界——谈路遥《平凡的世界》在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局限性[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02):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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