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乾字，代表宇宙无穷力量，隆字，往往被形容成伟大、繁荣。二十五岁登基的弘历将“乾隆”二字作为帝号，可知早年雄心辽阔的宏大愿景。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帝国是一种责任和一种超越，他完全有信心和能力超越乃父的十三年。毋庸置疑，早年的乾隆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然而他也未能逃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历史规律，最终在晚年将来之不易的盛世葬送。

与精神充沛相伴随的是高效率运转，帝国庞大的机器在乾隆的操作下，乾纲独断，尤其在管理庞大的官僚队伍。与其父雍正相比，早年的乾隆也可谓勤勉认真。在选人用人方面，乾隆更是亲力亲为。“每于引见时必执笔标记，详视熟察”，对于这样选人，乾隆非常重视：“记名道府，用朱笔记载，乃皇考世宗宪皇帝留意人才，以便随时录用，实属法良意美，所当永远遵守。”《清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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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乾隆三年（1738）开始，就下令各部向他推荐官员，并明确要求：“有出身不明者，按例参劾。其有品行端谨，或才具优长，所素知者，即据实举出，交部随时登记。”乾隆很重视官吏履历情况，他会在引见后的官吏简历中写下批语“注于履历之下，恭候简用。”这种工作耐心无不说明乾隆早期的谨慎与缜密，虽然感性的选官掺杂了大量的个人色彩，无疑对其勤政来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乾隆画像

在选拔官吏时，乾隆延续了其父选官的路数，大体还是停留在第一印象上的观感，常以自己所谓的面相术和以往评判人的经验评价官员，并随手批注在引见的“履历片”上。

在选拔武官时，乾隆更在意对方的身高甚至体重，以此定义能否被使用。在看了韩良乡后，觉得非常不错，但是由于不托底，只好这样批注：“总兵中不多见的，在谭行义何勉之间，将来可用提督，须慢些更好。”查郎阿在面试时，乾隆看后给出：“中上，人有福像，识字”，这一模糊评价。有的被乾隆看过后，觉得面相不好，人样子也不好，便草率下结论说：“中平，无甚出息，只可参将而已。”

在选用文职官员，乾隆也非常注重形象和气质，比如在看了江西一位官员时，乾隆写下：“身材瘦，健康，有武将风”，陕西人宋攀隆：“老实人，汉仗，去得”。当看到叫周琬时还说他有点可怜：“瘦长，人可怜见的，中平，好，汉仗”《清高宗实录》有的官员还被他形容成：“碎相貌卑微、小材料”在其点评的字眼中，多见“似”或“似好”在语气上有不确定的成分存在，这些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在给庞大的官僚队伍面试时，这种“以貌取人”显然缺乏合理根据。

在以貌取官后，乾隆随着经验积累，逐渐也看内在特质，有时甚至以识不识字，或是文化程度高低来评判，比如“少识字、中上”和“人平常、相貌好，识字，看下文书”、“糊涂人，胆量似好，不识字，中下”等等评判。《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有时乾隆也要将当朝重用人物将面试对方进行类比，在看了一个姓钱的官员时这样说：“貌似富德傅魁之间，人似有为，爽快，若不用巧，大有出息，再看。”乾隆十三年（1748）十月内用陕西守备，“出力，好人，平常，像回子巴得明，人鬼些，小材料，不识字，中下。”对于当时能够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官员印象很好，有时这些都能在面试中加分，“此人似可，满洲话尚好”。

乾隆早年风度较好，收获许多“宽仁”的美名，对于督抚们推荐的大员，即使看了不满意，也都留有情面，加以使用。如在看了补授陕西略阳营守备时说：“麻子，人甚平常，怡亲王说好，似夯出力之人，中中。”乾隆四年三月，在按了张良弼后，在评语中这样写道：“中平，人去的，将来副将可用，亦止可到将而已，策楞宝具，一等才技兼优，办事强干，惟觉逞才管兵过严。”因为有些官员不懂礼数，乾隆看了非常反感，在看了甘肃后营守备后很不满意，“中平糊涂，不晓事，引见时低着头，全不懂” 这样的评价让此人彻底划上仕途终止符号。

这样的例子还不是一个，甚至出现很多反反复复，如在看一个叫杜恺的人，一开始评价相当好：“着是好的，将来可望成人，亦可升用，上中”一年后，再次召见时，乾隆完全颠覆否定了自己当初评价：“人假些，喋喋利口而已，看来无甚出息，向日看错了”。乾隆以貌取官有时自己也会发现这种短板局限，如以前看到几个副将很满意，觉得他“人明白，去得，很少识字，中等人。”过了几年再次引见时，竟觉得非常不满意说：“粗夯无能，竟不满意，引见时未细看，错了。”

总体看来，乾隆的眼里很少出现让他眼前一亮的人才，这与乾隆天生的尊己卑人的优越感有关。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总结其理政的几十年里，对历史上出现权臣和清朝主政后无权臣现象给予了解释：“我朝纲纪肃清，皇祖皇考至朕躬百余年来，皆亲揽庶务，大权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实无大臣敢于操窃。”《清实录》因此导致了乾隆一朝鲜有名臣出现，这些与乾隆早年“本朝不需要名臣”定调有关。

整个官僚团体，更像是他权力的零件，所有人的运转都是为了乾隆一人服务。乾隆最推崇专制主义的，他曾对此总结说：“盖权者，威福之柄，不可太阿倒持。”并举出宋明末代皇帝说：“如果不乾纲独断，像宋明两代庸主，遇到事情就开会，众论纷纷，毫无定见。”乾隆认为，国家的所有事都该归皇帝一人说了算，连咨询和讨论也没有必要，最后只能是贻误时机。

乾隆决定要加大对官吏考核力度，把那些混日子的官吏进行清退。乾隆十年（1745）这年被劾为不谨、罢软、才力不及、浮躁、年老、有疾者共180人，其中不谨官员43人，罢软17人，才力不及35人，浮躁官13人，年老官40人，有疾者32人全部进行清退。

不容否认，乾隆早中期非常勤政，有时发现这个官僚系统跟不上其节奏。有一次发现，应召在乾清门们等候奏事的九卿“有因袛候稍久而以劳苦含怒者”，甚至“竟不候而归”。他非常震怒斥责说：“我日理万机，不敢半点放松，而大臣却不思国务，悠游闲适……诸臣思之，当愧于心也。”《乾隆实录》

此外，乾隆早期在整治吏治上也颇为铁腕，尤其对贪官的惩办十分严厉。乾隆二年（1737年）陕西学政喀尔钦在布政使萨哈谅的支持下，贿卖2文武生员一案被揭发。乾隆十分震惊，他说：“登基以来，理解群臣，增加俸禄和养廉银，以为天下臣工，一定对此感激并更加努力，怎么也想不到竟然干出这等龌龊的事来。”、紧接着乾隆感叹道：“朕做梦都没想到”并下结论说：“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此后的几年里，乾隆又接连处理了一批被揭发的高级官吏，总督、巡抚屡屡涉案。面对日益增多的贪污案件，乾隆认为，这是因为废除完赃减等条例，这项条例已经不能遏制官场不正之风，相反给了他们大肆侵贪的保温箱：“年来侵贪渐多”并明确规定“一犯侵贪，即入实情，且即与勾决。人人共知法在必行，无可幸免。身家既破，子孙莫保。”

虽然早期乾隆在选人上较为用心，尽管有着许多的主观色彩，但是却也体现出其要提高整体官僚体系管理水平的良好心愿，在此后的铁腕整治吏治上也表现出了难得的强硬。遗憾的是，进入乾隆中后期，自我陶醉在“十全大梦”的“盛世”，让早前的努力随之东流，也没逃离“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