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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借奢靡的浪漫抨击腐败朝政，“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还能有什么新解？马伯庸《长安的荔枝》给出了答案，作家提炼只言片语中的事件，合理虚构，挖掘其来龙去脉，由后果推前因，不仰视不俯视，而是通过平视，见证大唐“公务员”李善德为赶在贵妃诞辰前献上岭南荔枝，苦心优化“荔枝鲜”物流链运送的奇遇经历。
(资料图)
李善德五十二岁，长安城里一个从九品下的小小芝麻官，家有老妻幼女，闯荡京城二十余年，贷了不少“香积钱”，方才置下一座称心的宅子。正要畅想未来生活，却遭同行算计，不得不硬着头皮面对可能掉脑袋的“中年职场危机”——把岭南的新鲜荔枝运送到长安。以当时的物流条件，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荔枝作为显微镜
小说开篇不多时，主人公的画像便被直观勾勒出来，呈现给读者。贴近日常生活的小人物极易引起大众共情，跨越千年，古今“社畜”的际遇大抵相同，这么设定，距离就被迅速拉近了。
历史的车轮下，史书里多为功成名就之人与事关兴衰的大事，寥寥数笔，却忽略了过程背后的芸芸众生。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民众记忆长期处于弱势状态，这当中的一部分，或许可以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至今，以歌曲、传说、口述历史的形式现世，保留些许原本的样态，供后人窥探。
马伯庸从小切口介入，在年份上做文章，选取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这一特殊时间点，把荔枝作为显微镜使用，放大彼时的社会百态，既有庙堂之高的多方博弈“职场生存指南”，又融合了作者对江湖之远的现实关切，构思精巧。
鲜红的外壳和晶莹剔透的果肉本是纯粹自然的产物，一经人的赋义，便混入社会属性，折射着外界的黑。一纸诏令，几行轻飘飘的字，要的是结果，至于过程的艰难，写的人无需知道，执行者甘苦自知。服从是“李善德们”的职责，因为他们不得不服从，久而久之，即使看清些什么，但似乎无用，人微言轻，成了木偶。
人的精力无限多，人的潜力无限大，悲哀的是逼不得已用于勾心斗角，限住了格局。上林署的同事能改“荔枝煎”为“荔枝鲜”，巧劲儿用在趋利避害上，让醉酒的李善德应承了差事；李善德便能把不可能变可能，拼死一搏，费尽心血，明算科出身的他活学活用，如愿把荔枝送到长安。
荔枝鲜，朽长安，世道人心难测。别处也有的荔枝，为何非要岭南的？这么好的运送法子，怎不见从前有人用？这等聪慧的人，怎是个芝麻官？如此钻研的功夫，怎没用到应用之地呢？送抵的十斤荔枝背后，何止十斤啊，损耗不可避免，人与人的摩擦同理，可耗着耗着呢，一层一层，塔就塌了……
同样的，罗新近作《漫长的余生》关注到几近埋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北魏宫女王钟儿，通过搜寻墓志铭等史料，展现时代洪流裹挟下的小人物的一生；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从小磨坊主切入，形塑16世纪欧洲的微观宇宙。它们无一不与《长安的荔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微观是现象，是方法，更是种品质，显微、知微，亦应聚微。
闯关策略、长安城与大唐史
无论是光听名字便知晓故事发生在紧要关头的《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还是《长安的荔枝》中的荔枝运送难题需在数月之内解决，马伯庸向来偏好为故事营造一种紧张的节奏感，利用闯关式的叙事策略，自然而然引领情境中的人物谋求解决之道。时间高度浓缩，带来矛盾与冲突的张力十足。
《长安十二时辰》中，天宝三载，上元佳节前夕，短短十二个时辰之内，拉开以拯救长安为名的“反恐”作战；仅仅半月，从南京到北京，《两京十五日》生动呈现了大明太子历险记和运河风貌；《长安的荔枝》以小见大，把李善德运送荔枝始末的见闻与家国之忧巧妙结合，区区数月，翻天覆地，引人深思。作者习惯性把主人公逼至绝境，而后为“逢生”提供合理化动机。目的读者已提前明了，聚焦点转为关注人物化解的方法和过程。
在人们对过往的想象中，慕强的心态使然，“盛唐情结”占得一席之地，唐朝——特别是盛唐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时期。马伯庸两部以唐朝为背景的小说，无一例外，均把长安嵌入题名，都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潜伏阶段。与其说马亲王极尽考究，描写唐朝的世俗风貌，毋宁说在书写“危机感”，居安思危的文化传统与后现代社会的症候借古完成“嫁接”。
今人读史，常会隔一层，不得旨趣。对此，马伯庸是个转译的好手，用当下的话讲故事，脱离说教，以良好的学识修养做支撑，以丰富的史料积累为基础，通过最吸引人的方式，进行高质量的科普，向读者展现“3D立体”的长安和唐朝。
除了考古，除了历史课本中提及的坊市制度，唐长安城究竟是何种样貌？虽经人造，供人使用，但城本身，也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长安十二时辰》灵活玩转时空，用“文学制图”的方式，在叙事中构筑展览主义的城市景观，城不单是背景版式的存在，同时也是无所不在的，“不发声”的主角，人物不再是唯一的中心：西市里商队往来，繁华尽显；怀远坊里，信徒众多，得以一窥祆教风貌；至于各色人等汇聚的平康坊，活脱脱是个绝妙的情报交换处；处于C位的兴庆坊自然是权力与政治的中心地带，明皇与贵妃居于此，花萼相辉楼怎能看个够？
如果说“十二时辰”只聚在都城里，不足以代表大唐，那运送荔枝路途中的见闻，可是从北向南看了个遍。《长安的荔枝》一书中，马伯庸详细搭建了唐权力机制运作的流程图，中央官吏、岭南经略这样的地方官吏，谋利的胡商苏谅，荔枝女阿僮等人物悉数登场，订单需求方、荔枝供给方、资金赞助方算是凑齐，但物流链怎么行进便是另一回事了。
这其中，观风物，观地貌，有驿路上的艰辛，有多方的博弈，有李善德内心的苦楚，也有他成就感十足的喜悦，运的不只是看得见的荔枝，还有摸不着的人情世故。到头来，圣人临时委派的荔枝使完成了任务，而这个跳开外朝衙署的荔枝使获得的最大助力竟是自己的拼死一搏和朝廷之外的众人协作。弱者碍于时代，碍于流程，但这个所谓的弱者更自创了流程，完成了不可能之可能！
近些年，文旅产业遍地开花，长久以来，马伯庸的作品备受读者与影视化改编的青睐，其长安书写无疑是重要助力。当复古打造及其文化产业消费渐成体系时，西安作为古典与现代化相交融的都市典范，已然在现时语境下焕发新的生机。
如此看来，长安不“长安”，从北向南的漫漫数千里路途，竟由起初的“死路”阴差阳错化活成“生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当差的李善德，被贬岭南可谓因祸得福，和家人相守，后知后觉，躲过了战乱。曾经置身其中的他，无能为力；而后身处其外，感伤难以言表。戏剧性的转折和李善德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只是不知这覆辙又要重蹈多少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