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天,一凡的微信里多了很多陌生好友,大部分来自媒体,向他了解两年多前,一对拍摄对象的联系方式。他们是一对父子,父亲钱灏、儿子钱坤,一起在北京送外卖。数天前,他俩的合影意外地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钱坤被描述成一位考上本科但最终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和爸爸跑外卖的年轻人。


(相关资料图)

看到这些信息,一凡有点气愤。一来这是2020年的照片,时间上被张冠李戴;二来,钱坤拿到的是成人高考的本科文凭,在北京的招聘市场上,确实缺乏竞争力。

和父子俩短暂的相处记忆也随即从脑海里翻涌而出。“他们的故事挺刺痛我的。”这个“他们”不仅指的是钱氏父子,这些年,一凡拍摄过几十位外卖小哥的故事,他们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也努力地在缝隙里撑开自己的人生。

18年搬过22次家

2020年,一凡和团队应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栏目组的邀请,拍摄一组外卖小哥的故事。他们参与了北京“骑士联盟”组织的聚会。这是一个由骑手自发形成的组织,让大伙在北京有个伴儿,也起到一定的维权作用。

那场聚会的结尾,腼腆的钱坤戴着口罩登台,唱了一首《海阔天空》。聚会的组织者向一凡介绍,这哥们唱歌特别好,一家三口在北京的漂泊感也特别强。

“在骑手圈子里,父子档本来就比较罕见,正好他妈也在,我们简单聊了下,就定下了。”一凡回忆,钱坤给他的第一印象是“违和”,小伙子很壮,但一看性格就比较内向,不怎么说话,相比起来,爸爸钱灏和妈妈要健谈很多。

在后来的视频里,有这样一个桥段:爸爸钱灏骄傲地向大家介绍儿子的唱歌特长,以及他们两夫妻为了让儿子开心,在他生日那天在KTV开了张卡——那天,钱坤唱了一首许巍的《生活不止远方的苟且》,钱灏两夫妻跟着儿子的歌声翩翩起舞。

在此后的接触中,一凡才真正了解组织者说的“漂泊感特别强”。2020年是钱灏来北京的第18个年头,他前后已经搬了22次家,一家人蜗居在朝阳区的一个出租房里。

对于“北漂”的决定,钱灏到现在还有点难以释怀,“如果不是九几年的时候生意失败,也不会这样,过得也挺好。”他在微信上回复说。他不知道自己和儿子的照片正在被加工后广泛传播,也不怎么想接受采访,“网络这东西越传越偏,不必较真。”

到北京至今,钱灏一直活得很努力。先是在老乡的工地打零工,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拿双份,差不多50元的工钱,然后边学边干,做过搬运、焊工、土建,大小活都会,一度组建过工程团队。

只不过造化弄人,2016年,他从工地高处摔下,伤了脊椎骨,再没法干重体力活,最终成了一名外卖骑手。

阴差阳错的求学之路

举家到北京,钱灏有个美好的目标,让儿子钱坤有个更高的“起跑线”:上北京的学校,享受北京高考的待遇,未来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谈到钱坤,他说:“儿子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

然而,这个决策有点理想化了。“有点考虑不周。”钱灏在微信里承认。他先是发现因为多次搬家,儿子结交不到朋友,变得不爱说话。因为生活背景不同,他也无法融入到北京孩子的群体当中,落了个“不合群”的印象。

“其实钱坤挺优秀的,拿了很多奖状。对于这么一个背井离乡的孩子来说,不容易了。”一凡说。他们捕捉的很多片段也能说明,钱坤是个懂事的孩子。

比如,在初中时,学校民乐团的老师让他在二胡和笛子中选择一样,他选择了笛子,因为笛子便宜。钱灏后来回忆,吹笛子表演那段时间,是儿子在北京最快乐的时光。

还有一次,钱坤在送货的时候连人带车摔倒了,回家时妈妈问起身上的泥点子,他淡淡地回复:不小心滑了一跤。

只是钱灏的目标最终还是未能如愿。为了让儿子在北京读高中,他省吃俭用攒了三万元“借读费”,结果在高中的一次班会上,老师告诉他们,外地的同学在这里上学不能高考。

在一凡他们的视频发布后,不少网友质疑钱灏的决定。他不是没想过把儿子送回老家,可送回去钱坤又变成留守少年,学习更无法保障。“当时我们老家那边的学校,学习风气不太好,怕被带偏了。”钱灏说,“咱们只想孩子的学历高点,能踏踏实实学点知识。”

交“借读费”读高中,也是为了赌一把,看看政策有没可能调整,结果赌输了。后来,他们鼓励钱坤参加成人教育,拿了本科文凭。原本在他的规划里,钱坤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应该学编程。

在视频里,钱灏曾憧憬,儿子25岁了,日子应该好过起来了。他说自己的最大心愿,是儿子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不管拿多少钱。

“我没觉着咱过的很差”

遗憾的是,在2020年,钱坤最终还是选择成了一名外卖小哥。对此,钱灏一直非常自责,“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多都是读成大参加工作了,没想到现在行不通了。实际生活发展成现在这样,责任还是在我身上。”

现在,他依然早出晚归,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梭,刷上300多公里的里程,换回四五百收入,九几年那会儿欠下的债务也已经还掉七七八八,“这两年应该就能还完,之后就轻松很多了。”

2020年前,钱灏已经在武汉买了套房子,一点点还着贷款。这套房子到现在也没有装修,一家人也暂时不打算回武汉定居,“再过7年,贷款也能还完,我差不多60岁,可以退休了。”

今年,另一件让他欣慰的事是,儿子变得开朗起来了,现在他希望钱坤多出去闯闯。比如去侄子在广东的工厂帮忙,“他之前说自己有些事要处理,不愿意离开北京,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我没觉着咱过得很差。”钱灏时常回忆自己在北京的高光时刻,那时他从一个小工做到了“包工头”,很多兄弟跟着他赚到了钱,现在也过上了好日子,“其实我想轻松也不难,武汉的房子一卖,欠的债一还,剩下的钱还够首付。”

“但不能这样。”他说人总还是得给自己一点压力,不能走回头路,“就怕真的这么做了,到时还是啥也没有。那不就白折腾吗?一步一步走着瞧呗,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

在这两天信息的狂轰滥炸下,一凡打开网盘,又把当初的片子下载下来看了一遍。他时常在梦里看到里面的一帧画面,在北京的夜幕下,钱氏父子并排在一起等红绿灯,当时天很冷,俩人哈出的热气氤氲了镜头,但能清晰看到两对闪着光亮的眼睛。

“既有小人物的一丝落寞和疲倦,又有那种对生活的不服输。”他说。

橙柿互动·都市快报记者梁应杰

图片来自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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