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天，一凡的微信里多了很多陌生好友，大部分来自媒体，向他了解两年多前，一对拍摄对象的联系方式。他们是一对父子，父亲钱灏、儿子钱坤，一起在北京送外卖。数天前，他俩的合影意外地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钱坤被描述成一位考上本科但最终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和爸爸跑外卖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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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些信息，一凡有点气愤。一来这是2020年的照片，时间上被张冠李戴；二来，钱坤拿到的是成人高考的本科文凭，在北京的招聘市场上，确实缺乏竞争力。

和父子俩短暂的相处记忆也随即从脑海里翻涌而出。“他们的故事挺刺痛我的。”这个“他们”不仅指的是钱氏父子，这些年，一凡拍摄过几十位外卖小哥的故事，他们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也努力地在缝隙里撑开自己的人生。

18年搬过22次家

2020年，一凡和团队应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栏目组的邀请，拍摄一组外卖小哥的故事。他们参与了北京“骑士联盟”组织的聚会。这是一个由骑手自发形成的组织，让大伙在北京有个伴儿，也起到一定的维权作用。

那场聚会的结尾，腼腆的钱坤戴着口罩登台，唱了一首《海阔天空》。聚会的组织者向一凡介绍，这哥们唱歌特别好，一家三口在北京的漂泊感也特别强。

“在骑手圈子里，父子档本来就比较罕见，正好他妈也在，我们简单聊了下，就定下了。”一凡回忆，钱坤给他的第一印象是“违和”，小伙子很壮，但一看性格就比较内向，不怎么说话，相比起来，爸爸钱灏和妈妈要健谈很多。

在后来的视频里，有这样一个桥段：爸爸钱灏骄傲地向大家介绍儿子的唱歌特长，以及他们两夫妻为了让儿子开心，在他生日那天在KTV开了张卡——那天，钱坤唱了一首许巍的《生活不止远方的苟且》，钱灏两夫妻跟着儿子的歌声翩翩起舞。

在此后的接触中，一凡才真正了解组织者说的“漂泊感特别强”。2020年是钱灏来北京的第18个年头，他前后已经搬了22次家，一家人蜗居在朝阳区的一个出租房里。

对于“北漂”的决定，钱灏到现在还有点难以释怀，“如果不是九几年的时候生意失败，也不会这样，过得也挺好。”他在微信上回复说。他不知道自己和儿子的照片正在被加工后广泛传播，也不怎么想接受采访，“网络这东西越传越偏，不必较真。”

到北京至今，钱灏一直活得很努力。先是在老乡的工地打零工，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拿双份，差不多50元的工钱，然后边学边干，做过搬运、焊工、土建，大小活都会，一度组建过工程团队。

只不过造化弄人，2016年，他从工地高处摔下，伤了脊椎骨，再没法干重体力活，最终成了一名外卖骑手。

阴差阳错的求学之路

举家到北京，钱灏有个美好的目标，让儿子钱坤有个更高的“起跑线”：上北京的学校，享受北京高考的待遇，未来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谈到钱坤，他说：“儿子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

然而，这个决策有点理想化了。“有点考虑不周。”钱灏在微信里承认。他先是发现因为多次搬家，儿子结交不到朋友，变得不爱说话。因为生活背景不同，他也无法融入到北京孩子的群体当中，落了个“不合群”的印象。

“其实钱坤挺优秀的，拿了很多奖状。对于这么一个背井离乡的孩子来说，不容易了。”一凡说。他们捕捉的很多片段也能说明，钱坤是个懂事的孩子。

比如，在初中时，学校民乐团的老师让他在二胡和笛子中选择一样，他选择了笛子，因为笛子便宜。钱灏后来回忆，吹笛子表演那段时间，是儿子在北京最快乐的时光。

还有一次，钱坤在送货的时候连人带车摔倒了，回家时妈妈问起身上的泥点子，他淡淡地回复：不小心滑了一跤。

只是钱灏的目标最终还是未能如愿。为了让儿子在北京读高中，他省吃俭用攒了三万元“借读费”，结果在高中的一次班会上，老师告诉他们，外地的同学在这里上学不能高考。

在一凡他们的视频发布后，不少网友质疑钱灏的决定。他不是没想过把儿子送回老家，可送回去钱坤又变成留守少年，学习更无法保障。“当时我们老家那边的学校，学习风气不太好，怕被带偏了。”钱灏说，“咱们只想孩子的学历高点，能踏踏实实学点知识。”

交“借读费”读高中，也是为了赌一把，看看政策有没可能调整，结果赌输了。后来，他们鼓励钱坤参加成人教育，拿了本科文凭。原本在他的规划里，钱坤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应该学编程。

在视频里，钱灏曾憧憬，儿子25岁了，日子应该好过起来了。他说自己的最大心愿，是儿子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不管拿多少钱。

“我没觉着咱过的很差”

遗憾的是，在2020年，钱坤最终还是选择成了一名外卖小哥。对此，钱灏一直非常自责，“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多都是读成大参加工作了，没想到现在行不通了。实际生活发展成现在这样，责任还是在我身上。”

现在，他依然早出晚归，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穿梭，刷上300多公里的里程，换回四五百收入，九几年那会儿欠下的债务也已经还掉七七八八，“这两年应该就能还完，之后就轻松很多了。”

2020年前，钱灏已经在武汉买了套房子，一点点还着贷款。这套房子到现在也没有装修，一家人也暂时不打算回武汉定居，“再过7年，贷款也能还完，我差不多60岁，可以退休了。”

今年，另一件让他欣慰的事是，儿子变得开朗起来了，现在他希望钱坤多出去闯闯。比如去侄子在广东的工厂帮忙，“他之前说自己有些事要处理，不愿意离开北京，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我没觉着咱过得很差。”钱灏时常回忆自己在北京的高光时刻，那时他从一个小工做到了“包工头”，很多兄弟跟着他赚到了钱，现在也过上了好日子，“其实我想轻松也不难，武汉的房子一卖，欠的债一还，剩下的钱还够首付。”

“但不能这样。”他说人总还是得给自己一点压力，不能走回头路，“就怕真的这么做了，到时还是啥也没有。那不就白折腾吗？一步一步走着瞧呗，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

在这两天信息的狂轰滥炸下，一凡打开网盘，又把当初的片子下载下来看了一遍。他时常在梦里看到里面的一帧画面，在北京的夜幕下，钱氏父子并排在一起等红绿灯，当时天很冷，俩人哈出的热气氤氲了镜头，但能清晰看到两对闪着光亮的眼睛。

“既有小人物的一丝落寞和疲倦，又有那种对生活的不服输。”他说。

橙柿互动·都市快报记者梁应杰

图片来自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