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了“商”，然后才能有“翦商”。殷商的文化，被后世扬弃很多，但殷商人也给后世留下了很多。

中国古代政治中有一个名词——三代，指的是上古时期的夏商周这三个朝代。后世的儒家认为，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政治最淳朴、最有道德的“黄金时代”。儒家士大夫想要赞美某个政权，就说他们“政追三代”，意思是已经赶上了三代那样高的水平。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一百多年前发现的殷墟，打破了这个神话。看了殷墟出土的人祭和甲骨文记载，人们才知道，原来商朝是个可怕的时代，根本不是后世所说那种淳朴、善良，而是杀气腾腾、鲜血淋淋，有可怕的人祭仪式。大批的活人被刀斧砍杀，抛入祭坑。其场面之惨烈，后世的人看一眼都会心惊肉跳、惊骇不已。

好在，人祭这种可怕的事情，只在殷商时期盛行。进入西周，就基本消失了。秦始皇虽然以残暴著称，但随葬的只是泥塑的兵马俑，而不是活人。再往后，有小规模的殉葬——比如后宫的嫔妃宫女给皇帝殉葬，但殷商时期那种大规模、血淋淋的殉葬，不再有了。

于是，对中国古代历史，人们就有了一个新观念——商周之变，非常重要，是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可能是最重要的转折点。周朝改变了商朝的很多基本特性，建立起全新的华夏文化，并成为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

《翦商》这本书把上述新观点详详细细、细致入微地剖析、展现出来，把商周之变的前前后后讲述得非常清楚，把“翦商”的历史意义分析得淋漓尽致，包括一些此前历史学家很少提及的重要内容，比如西周建立以后对殷商人祭传统的彻底“大清理”，以及周公对新华夏文明的全面再造。这个“大清理”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殷商可怕的人祭历史，几乎被彻底湮灭在历史深处。一直到近代殷墟的发现，才让这段可怕的历史为人所知。

《翦商》对中国历史“商周之变”这个关键点的把握，非常准确和精彩。理解中国历史，必须深刻理解“商周之变”，否则就难以理解中国文化很多核心特质的来源和演变。

殷商文化，和后来的周朝及后面的历朝历代，有很大区别，说是截然不同也不算夸张。可以说，《翦商》这本书勾勒出了华夏文明很多“文化基因”形成的过程。而且，这种勾勒建立在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有很高的学术性，并不是异想天开的“戏说历史”。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作者的论述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为基础，于是，在呈现了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商周之变的前前后后——以外，《翦商》这本书还间接揭示了同样重要的内容。不过，大多数读者都没注意到这个重要的揭示。

本文就打算说说这个往往被人忽略的地方。

概括来说就是：殷商及其残暴可怕的人祭，对中国历史的作用是什么？

《翦商》对殷商可怕的人祭，基本上持负面和否定的态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论述周人和周公反抗殷商、取而代之的进步性。

这种进步性当然无可置疑。没有这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就没有后来高级成熟的华夏文明。但是，看待历史问题，必须有历史的角度，那就是，殷商的人祭，固然应该被更高级、更先进的文明取代，但这种可怕的人祭，在历史上是否也有其独特的作用呢？

第一遍读《翦商》时，我重点看的是商周之变。我印象中作者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后来，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读了一遍《翦商》，这才看出，作者其实想到了这个重要问题。在第16页，作者提了这样的问题：

“当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战争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恶’？没有它们，是否人类就无法进入文明时代？”

在后面的论述中，作者其实多次触及了这方面，可惜都没有深入分析。当然，这个问题本身是个非常重大、复杂的问题。主要内容是论述商周之变的《翦商》在这方面没有深入展开，也很正常。这是一个值得写一大堆书的大课题。本文尝试着略说一二。

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核心复杂性就在于，为了文明，为了和平，反而要使用暴力，要杀人。文明产生于血泊之中。这是无可回避的历史事实。

现在世界上的所有人类，生物学上都属于“智人”。和智人不同的，还曾经有过尼安德特人。尼安德特人现在已经灭绝了，而且，就是在和智人的生存竞争中失败了，所以灭绝的。那么，智人是怎么战胜尼安德特人的呢？

考古学家反复研究以后发现，就个体来说，尼安德特人并不比智人差，在体力等方面甚至优于智人。智人胜出的关键因素是组织力。考古发掘发现，尼安德特人最大的群体也不过十几个人。而同时期的智人群体，已经达到上百人。上百人打十几个人，当然胜多败少，甚至百战百胜。就这样，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除了少数基因加入智人基因，作为一个物种，尼安德特人被智人灭绝了。

众多个体分工协作组成的群体，是智人最终成为食物链顶端的关键因素，也是人类最终产生复杂文明的关键因素。被整合到一起的人数多少，是人类发展史中最重要的指标。一言以蔽之就是：人多力量大。

问题在于，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整合到一起，非常非常难。现在我们生活在十亿级别的国家中，觉得十几亿人互相认同为同一个国家的人，这事稀松平常没什么可说的。其实，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就会意识到，这事堪称奇迹！

一个东北人和一个云贵地区的人，生活区域相隔几千公里，衣食住行、生产生活各方面都截然不同。这样两个人遇到一起，居然认为自己是同一伙人——都是中国人。这可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人类几千年上万年演变的结果。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流血和杀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人类进化史的角度来说，智人都是“走出非洲”的共同来源。走出非洲以后，在漫长的岁月中，智人逐渐散布到世界各地，开始只是几十人、上百人的小部落。这个规模的群体，已经足以让人类战胜绝大多数动物。不过，这时，还远远达不到文明和国家的水平。

残酷的事实是，这个阶段的各个小部落，他们的命运，绝大部分都以灭绝或被其他部落、部族吞并而告终。这个数量级别的人类群体，一场较大的自然灾害，就足以让他们死绝。而更残酷的是来自其他部落的生存竞争。

起初，人口总数很少，散布在各地的小部落，彼此之间有自然分隔，接触不多。后来，人口繁衍渐渐增加，部落之间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伴随着接触多，互相攻杀、掠夺也就多了起来。对原始人来说，猎杀动物，和攻杀其他部落，没什么区别。饿极了，看谁都是一堆肉。

就是在这种残酷无情的生存竞争中，有组织力的、规模较大的部落，会渐渐胜出，成为“幸存者”。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同部落的组织力，会有差异呢？什么样的部落，能整合更多人形成更大的规模呢？

在人们的印象中，华夏文明产生于黄河流域。后来，考古学在长江流域等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古代遗存。于是有了“满天星斗”的理论，认为华夏文明的产生不是仅有黄河流域这个单一源头。

“满天星斗”固然是事实，但后来终究还是“皓月当空”，黄河流域的文明成为和华夏文明的主流。长江流域的很多古文明，都先后消失了。

细看那些消失的古文明遗存，共同的特征是“暴力性”不强。或许是因为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比较好，人与人之间不必激烈争夺，这些地方的古文明遗存中，很少见到防御工事、兵器等等，主要的设施都用于生产，而不是杀戮。比如最重要的城墙，在长江流域的古文明，主要是为了防洪，而不是为了打仗。

不打仗、专心生产、和平，看起来很好，但也正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部落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各家各户，干自己的活儿，或者耕种，或者渔猎，有什么必要聚在一起呢？

没有战争，没有人祭，和平祥和，岁月安好。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相比之下，北方的自然条件要比长江流域差一些。各家各户不具备分头过小日子的条件。大家要凑到一起生活才行。客观上，部落规模就要扩大。但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怎么让他们心甘情愿聚到一起，并为了群体放弃很多自己的小利益呢？

基本上只能靠杀人。

这里的杀人，既包括杀其他部落的人，也包括在内部杀自己的人。杀其他部落的人，不但能抢到好东西和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杀了人，流了血，“自己人”和“其他人”之间就有了不共戴天之仇。这样一来，“自己人”就只能心甘情愿在聚在一起。如果某人被部落放逐或者抛弃，无异于被判处死刑。这个无人保护的家伙，很快就会“其他人”杀掉。

“自己人”有了强烈动机聚在一起以后，就有了维持内部秩序的需要，也就有了杀掉内部那些不守规矩、违反秩序的人的必要。这时，早期小部落时期的岁月静好，也就一去不复返了。部落越大，规矩越大，相应的，生存力、战斗力也就越大。

南方长江流域那些依然“岁月静好”的小部落，基本上都是被来自北方的大部落武力消灭或者吞并的。有青铜武器和双轮马车的商人，很可能来自北方，经过现在的东北和华北地区，南下到达长江流域，向西进入河洛地区，建立起商朝的。

因此，商人的文化，带有强烈的暴力和杀戮色彩。他们的人祭，也是维持内部整合、团结的必须手段。每一次残酷的人祭，都在向在场的所有人宣示：谁是自己人，谁是其他人。自己人应该怎么生活在一起，应该怎么对付其他人，等等，等等。在那个文明的早期阶段，只有这种残酷的、无法忽视的办法，才能把整合的概念、社会的意识强行灌进每个人的头脑——面对血泊，每个人都知道，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小事，这是事关生死、极端重要的大事。

实际上，东亚大陆的第一次的大型整合，正是在嗜杀的商人主导下完成的。勇武好战的商人，手持青铜武器，驾着马车，在东亚大陆东征西讨，把很多分散的小部落，初步聚合成为一个共同体。

原来处于西部的周人，正是被商人征伐、整合进来的部落之一。商周之变，固然奠定了后世华夏文明的众多核心要素，但在此之前，商人已经给周人留下了一个初步的、但已经很成型的共同体。周人的历史作用在于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共同体，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也就是说，先有了“商”，然后才能“翦商”。殷商人的文化，虽然被后世扬弃很多，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他们同样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没有他们的残酷和嗜杀，中华大地上的众多小部落，就不会走上聚合、整合之道。

战争和人祭，在整合、聚合人群，形成文明和社会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