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体是如今我们最常用的字体之一

可你知道吗


(资料图)

宋体字的发源地

就在苏州!

“宋体字始现于明弘治年间的苏州地区,并于正德年间流传到苏州附近的常州、松江地区,嘉靖年间初步成型,流播到全国大部分地区。”《苏州刻书史》的主编,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陈正宏介绍。

苏州图书馆藏的宋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苏州图书馆供图)

明代中叶,沈周、吴宽、王鏊、都穆、文徵明等苏州文人热衷鉴藏宋本,该股风潮以苏州为中心席卷周边地区。“但是宋本罕有,普通人想要看就得靠翻刻。大部分楷书由于笔画柔软,翻刻起来速度慢、效率低,于是苏州人就进一步,把偏硬的笔画索性拉直,以加快操作速度。”陈正宏说。

随后

苏州式刻本上的初代宋体字

开启了它的“破圈”之旅

至今“潮”了500多年!

到了明清时期

苏州更是成为全国的藏书、刻书中心

苏州图书馆藏的宋刻本《容斋随笔》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苏州图书馆供图)

苏州刻书史的影响毋庸置疑

今年年底之前

由陈正宏主编的《苏州刻书史》

就将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

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

于刻书史中探寻江南书香之脉

陈正宏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版本目录学、比较文献学、文学文献学、美术文献与美术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沈周年谱》《史记精读》《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诗画合璧史丛考》等。

01

苏报融媒:旧时苏州有“刻书赛积德,藏书胜藏金”之说,在整个中华雕版印刷的历史上,苏州对中华文化和江南文化有什么突出的贡献?

陈正宏:苏州是我国刻书业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雕版印刷之于苏州,一般大众理解的主要是桃花坞年画,其实还有一类更具普遍意义的东西,就是文字性的书。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中国人概念里面的书,它必须要先刻成雕版,再印刷、装订,才能算是正式的读物。苏州雕版印刷的起头是比较早的,五代的后唐时候,刻九经的宰相冯道,就已经说到吴蜀地区雕版印刷的多样化,他提到的“吴”,一般认为应该就是指苏州。宋元明清,苏州藏书刻书家代不乏人,如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名冠江南的汲古阁、扫叶山房,都是大家都熟悉的苏州符号。不过我个人认为,苏州刻书对中国文化有一更大的影响,迄今还较少为人关注,那就是字体,尤其是对后世影响非常大的宋体字。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最开始是单线的,都用楷书写样发刻。到了明代中叶的时候,就是从苏州开始出现了横平竖直的宋体字,从这之后,中国的雕版印刷的字体就变成双轨制了:一个是楷书体的,一个就是宋体字的。宋体字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一直活在现实世界里,一直活到今天。中国人写文章读报纸看文件,那里面最关键的标题,一般都是用宋体的。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苏州人的发明是非常了不起的。另外根据我们团队的研究,清代康熙以后,跟宋体字并行的另外一种字体——仿宋体,其实跟苏州也不是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雕版印刷出现以后苏州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绝对是需要重新估量的,它不光是影响大,而且意义深远。

02

苏报融媒:明代中期苏州为全国文化和艺术中心,而宋体字也是在明代苏州正德年间出现,有没有相关佐证呢?

陈正宏:根据我们现在的调查,明代弘治后期到嘉靖年间,宋体字在雕版印刷的书籍里渐次出现,而这批书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苏州刻的。我曾在苏州图书馆讲座的时候,举过两个例子。一个是《姑苏志》,该书原刻于正德元年,是当时苏州最完整的志书,后因府库失火,原书版被毁,到嘉靖二十一年又翻刻。对比两版字体,可以发现正德原刻本字体,跟宋版比还是比较相似的。到嘉靖年间的翻刻本,就更趋近于如今的宋体字了。还有一个例子,是正德三年刻的吴宽的别集《匏翁家藏集》。吴宽是沈石田的老朋友,在北京当礼部尚书。死后他的大儿子吴奭给他刻的这部《匏翁家藏集》非常有意思,用的是更接近于宋体字的一种字体。大家知道,楷体一直是明朝的官方字体,宋体字则刚开始流行。而一个礼部尚书的儿子,用最新潮的东西刻他已故父亲的文集,耐人寻味。我相信吴公子刻书的时候不单单是为了节约成本,他应该是觉得这代表了某种新风尚。所以从这里我觉得可以看出苏州在刻书史上的创新。宋体字后来在东亚世界里面,像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也开始使用,他们叫“明朝体”,因为它是从明朝才开始有的。

03

苏报融媒:宋体字一下子“潮”了500多年。您觉得苏州为什么会成为孕育出宋体字的核心地区呢?

陈正宏:一种新字体诞生在某一特定区域,代表着一种地域性的先锋审美,一种由内而外的、普遍的文化自信。明代初期,朱元璋对苏州人、苏州文化采用的策略是惩罚性的、摧毁性的。成化以后苏州文化慢慢恢复元气,但书依然很少,很多人靠传抄得来的,宋本就更稀罕了。所以这个时候苏州刻书的第一选择,是翻刻宋本,尤其是翻刻当时还有一定数量流传的南宋本。南宋本里面最权威的是浙本,浙本的字体是欧阳询体字,欧体字的笔画,本来就比较劲健,而翻刻宋本的过程当中,既要漂亮又要快速,就有一个速度和效率的问题,苏州人聪明啊,索性把字形拉直,那样刻工操作起来就相对比较快了。

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在视频《古籍的一生》里面讨论过,就是定型后的宋体字,为什么笔画是横细竖粗的?那是因为书版版片里的横笔,跟树木的纤维是同向的,竖笔则与纤维垂直相交,所以竖划如果跟横划一样细,就比较容易断。苏州发明初期宋体字后,明刻本里慢慢发展出横细竖粗的宋体字,加上美学的考量微调,到万历时期宋体字又变成偏长方的。这样既考虑到经济上的效率与速度,同时也考虑到美感,最后积淀下来,宋体字就成为一种正式的具有庄重意味的字体。自此之后500多年,全国范围内雕版印刷的书,都一直在用它。

04

苏报融媒:苏州为中华的雕版印刷史提供了字体的DNA,依托于这样的优势,您觉得苏州在中华刻书史中有什么特点?

陈正宏:中华文化一体多元,有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齐鲁文化的道德醇厚,而江南文化是一种水乡文化,它表面的特性是比较柔美。江南文化中苏杭并列,苏州基本上2000多年以来城池没怎么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不光是柔,不只是一个水乡的形态,而是柔里带文,文里带雅。从刻书史的角度讲,苏州的这种温文尔雅的文化特性,为无数文人学士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这里刻的东西,是有讲究的,有追求的,内容上注重经典性,学术上讲究文本的精细校勘。而书籍与文字相关,与民族的文明相关,因此可以说,苏州这块土地蕴藏着中国的书香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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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融媒:苏州历代先贤的读书、著书、刻书、藏书活动,让苏州的文化独步江南,您觉得明代传奇和昆曲在苏州的兴盛是必然吗?

陈正宏:那当然是的。古人的戏曲作品,跟一般的通俗小说还是不一样的,从中国传统说属于雅文学。尽管现在我们常常把古代戏曲小说归在一起讲,但在明清时代,戏曲还是需要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才能写,才能读的,它是有门槛的。另外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识字率不像现在那么高,读书人在社会上在城市中占的比重,决定了一个地区的文化水准。苏州到宋代以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高,整体市民的文化素养与积淀,对书籍翻刻、图书出版都有正面的影响。另外,江南文化是一种讲究“慢”的文化,它不单纯地追求速度,于是产生了戏曲、昆曲在苏州的诞生和流传兴盛的现象。

06

苏报融媒:在您正在主编的《苏州刻书史》中,您提到要把雕版刻书的工艺性和艺术性、学术性三者统一起来。想请教的是学术性这一点如何呈现?

陈正宏:有关苏州刻书历史的论文已经有不少,虽然大部分写得很好,但基本上都是从历史学的视角叙述的。我和我们团队原则上是文献学的视角,写《苏州刻书史》以现存古籍实物为基础。但书终究是一种以文字为主的产物,离开书的内容,只谈刻书的技术和艺术,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在章节设计和具体撰写时,比较关注以下三个跟文化学术史有直接关联的内容:一是那些具有全国甚至世界影响的苏州刻本个案,二是以前学界探讨不够充分或较少关注的苏州刻书史阶段,三是跟特定的文化学术流派有关联的苏州刻本系列。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深挖细究,在已经拥有的老材料里面作出新的诠释,又在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材料里发现新的东西,力争使苏州刻书史中技术、艺术和学术三个元素的有机结合得到充分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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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融媒:您多次提及“姑苏原本”具有世界级的影响力,那么苏州刻书对世界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陈正宏:从影响上来说,苏州刻书自宋元初起,到清代成为天下重镇,这个过程当中,明代显然是个高峰。从明到清,苏州刻书的影响,首先是辐射全国,再通过辐射全国又辐射到海外。苏州刻书有两个点非常有意思,一个是我们在十九世纪琉球汉语教科书里发现,琉球人的眼中当时最好的书籍版本,就是“苏板”。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越南刻本或者流传到越南的中国刻本,有一种假托苏州刻本的现象存在,出版方或者销售方,摹刻或者加盖一印章,号称“姑苏原本”。那自然是因为苏州本声名在外,打苏州版的旗号,就表示这书特别有价值。另外,世界范围内收藏的苏州刻本,还是非常多的。我在海外调查编目,去日本和欧洲比较多,像汲古阁刻的《十三经》《十七史》,就常常见到。但是不是汲古阁明末清初原刻原印本呢,并不一定,很多其实是扫叶山房买了汲古阁的书版后印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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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融媒:重视古籍,承传的是千年书香,传递的是中华文化。现在《苏州刻书史》的出版时间将怎么安排?

陈正宏:我接受主编《苏州刻书史》这个任务是一年前,也是八月份左右。现在基本上三分之二的稿件有了,按照这个时间来算,图书的进度还算是比较快的。但是还有一些材料性的东西需要做进一步的整合,我也希望能够打磨得好一点,后面我们还要开几次内部的统稿会,再请各方面的专家提提意见。我想今年年底之前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应该是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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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融媒:这本书的出版对苏州这座城市的最大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陈正宏:苏州刻书史不是一个全新的题目,以前江苏、苏州的出版史,还有《苏州通史》里,都涉及了一部分,但是专门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内容,加以系统深入的梳理,写成一部学术专著,好像还没有过。我想活色生香的刻书历史呈现在你面前,而且是一些比较深入,也比较具象的材料和分析,对于苏州人来说,可以为认识自己的文化、认识自己所处的城市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也为全国人民重新认识苏州提供了一条新路径。迄今为止苏州最大的名声,来自它的园林。苏州园林何以有一种穿越时代的静雅之美?因为设计这些园林的,是一批独特的江南士人。苏州为什么能够成就这样的人?因为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的。园林里面有书香,园林背后的文化,不是求多求快求炫耀,而是求内涵。内涵从何而来?从书里来。所以整个书香文化,是跟这座城市的文化紧密相连的。我觉得《苏州刻书史》将提供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使大家能更准确、深入地认识苏州。这个视角是人文古典的,也能解释到现在为止苏州还这么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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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融媒:不单单是苏州,近年来国内各大城市也对于古籍的重新打理非常重视,杭州国家版本馆(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近日也正式落成,那么重视古籍版本对于我们当代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呢?

陈正宏:中华文化的自信,不是用一种外在的东西硬性地给它加上去才有的,而是我们可以通过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让人去亲身体验的。我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就经常带自己收藏的线装古书原件让他们翻阅,我告诉学生们书的形式内容跟你有关系,不只是现在才有,而是自古以来就有。比如我们现在的中文书,虽然是横排简体字版的,但它的天头总是要比地脚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古人读书,眉批要写在天头上,到后来变成一个习惯,书的天头要留得宽一点,留给人写批语。这种穿越了浅层形式的线装、洋装二元对立的书史现象,生动地说明历史是不能割断,也割不断的。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重视书,也重视读书人的社会,中间虽然有点曲折,但现在比较富足以后,书香社会的回归是必然的。重建书香社会,泛泛而谈是没有意义的,最好的路径还是回到本乡本土——我的家乡,我生活的这片土地上,书香到底是怎么来的?这种回溯,我想对于像苏州、杭州这种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城市来说,是最简便、最自然的。因为这种回溯给予人信心和自豪感,要远远强过于外在的赋予。你今天跟苏州年轻一代说,根据《苏州刻书史》的梳理,李白、杜甫的诗集,最初的刻本都出自苏州,而且是当地的太守也就是地方当局的第一责任人亲自力推的结果,我想他们对本乡本土的书史和文化,一定会倍感亲切,且心生敬意。所以我觉得重视古籍版本,不一定要建多少豪华的高楼大厦,重要的还是让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能在本乡本土非常方便地看到真正的古籍,并以专业的方式,告诉他们书背后的真实故事,那是一种比任何宣传口号都有用的直抵人心的人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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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融媒:您多年来在古籍整理、编目、鉴定中成果卓著,从中您得到了什么样的乐趣与幸福?

陈正宏:我读大学正好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蒋天枢先生,他是陈寅恪先生最信任的弟子,先秦文史研究名家,他非常喜欢苏州,自己选定的长眠之地就在苏州凤凰山;另一位是章培恒先生,他是研究明清小说和明代文学的专家,那些有名的苏州刻本的名号,我最早就是在他的课上听到的。我在老先生们身上学到温文尔雅的态度以及对学术执着认真的精神,对我来说终身受益。在把学问从一个技术的层面,上升到如何认识民族自己的文化方面,给了我很多的信心。如果一个人能读古书,而且能真正读进去,他的定力会比较大,因为知道了历史,知道了中国文化的特性,心灵本身的抗压力是会增强的,以后人生处事也会比较淡定。

另外我也想借贵报这个采访的机会,好好感谢一下苏州。我跟苏州的缘分,是从写硕士毕业论文《沈周年谱》的时候开始的,1986年定的题目,到1988年做完,1993年正式出版。在这过程当中我来过好多次苏州。姑苏的山,相城的水,让我流连忘返。而苏州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第一次探访沈周、文徵明墓时,路两边的树木和水景,活脱脱是一幅明代吴门画派水墨画,我因此顿悟了自然环境跟人的文化修养之间的深刻关联。所以我尽管不是苏州人,但是今天承担主持《苏州刻书史》这一项目,就像复述我自己故乡的东西一样,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它也让我感受到一个以书为业的研究者的无比幸福。

2022年8月6日《苏州日报》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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