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展开的数次会战均以失败而结束。面对大片国土沦丧，白崇禧在1937年12月武汉军事会议上提出：“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白崇禧的这一建议获得了采纳。

因中国特工先后七次在上海狙杀日军士兵，日军不得不截断了虹口一带1938年11月25日在湖南衡山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在新时期，要把政治摆在高于军事的位置，游击战要重于正规战，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方，动用三分之一的力量用于敌后地区作战。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下，全面抗战开始后，一直想要让军统拥有一支自己抗日武装的戴笠联合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人在上海成立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名义上由杜月笙出任主任，实际上由书记长戴笠实际负责。

上海到南京的海南线上苏州城外两公里处的“天马号”被炸现场为了快速提高并形成战斗力，从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军统南京特务处和第八集团军中抽调了大量人员担任班长。1937年11月，日军在上海登陆后，经过淞沪会战的洗礼，原本1万多的别动队只剩下两千多人。辗转撤离到安徽，大量的人员流失，于是戴笠进行了整编。1938年5月，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正式改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戴笠继续担任总指挥。忠义救国军在戴笠的指挥下针对日伪开展了破坏铁路，对日伪的暗杀活动，通过不断的制造突袭狙杀震慑日伪。

“天马号”被炸后，日军在现场救治1940年11月，投靠了日本人的汪精卫在南京举行所谓的“还都大典”。德意日三国驻上海的外交官纷纷登上“天马号”专列前往南京捧场祝贺。当时“天马号”专列上有数百名日伪军随车护送保护，铁路沿线的日伪据点更是百般警惕，戒备森严。11月19日早上，当“天马号”从上海驶出以后，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专列上的日伪军和德意日外交官还在谈论到南京庆典将如何如何。等火车行驶到苏州城东两公里附近时，突然一声巨响，为汪伪政权朝贺的“天马号”专列被整个掀翻到了铁轨之外。在爆炸中当场炸死日军大佐两名，日本内阁派出的庆典专员两名，以及各国使节，情报人员和随车的日伪军一百多人。

日军刊登的孟少光上尉照片“天马号”遭“忠义救国军”伏击以后，当时在场的日本记者拍下了这些照片，并将他们刊登在了1940年12月20日出版的侵华杂志《支那事变画报》上。在照片中还有两张被日军认定为“天马号”爆破事件主谋的孟少光上尉（注：日军杂志上称其为大尉）的照片，以及现场遗留的驳壳枪及军用证明书。

参考资料：1940年12月20日《支那事变画报》孙挺信 《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