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军是一位再生塑料企业的老板，他正要去见一位客户。
5月初的丰城刚刚遭遇过特大暴雨，洪水退去后，稻田里已经迅速补种了水稻秧苗。这座位于江西省中部的城市，是著名的赣中粮仓，更有着70多年的废旧物资回收历史，不少人白手起家，积累下财富，也由此获得一个别号——“江南破烂王”。徐永军就是其中之一。
徐永军的客户叫李春平，是位水稻种植大户，也是当地农业机械化协会会长。除了自己耕种3000亩土地外，李春平还为周边1万多亩稻田提供育秧和机械化插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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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平大量使用秧盘。白色的是新料做的，寿命六到七年；黑色的是再生塑料做的，能用两到三年，约2块钱一个，价格不到白色秧盘的一半。
徐永军企业的主要产品是再生塑料颗粒，年产值超过3亿元。目前生产再生塑料秧盘对他来说是小买卖，但以丰城早稻100多万亩的种植面积来看，秧盘的市场潜力可观。
到处看个不停的徐永军脑子也没闲着，他觉得李春平对秧盘保管妥善，这会延长使用寿命、减少污物、降低回收成本；李春平还接受以旧换新，这样能节省双方的资金；徐永军最想做的是将来回收他自己企业制造的废旧秧盘。
或许徐永军没意识到，他和李春平初步达成的设想，不仅将塑料制品生产者的责任主动向后端延伸，同时也强化了使用者对废旧塑料的回收责任。这或将使得秧盘这种塑料制品摆脱“资源 —制造—产品—使用—废弃”的传统线性方式，进而消除“废物”的概念，达成一个微观的、零浪费的闭环体系。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正是被全球视为热门话题的——循环经济之道。
“循环经济”一词首次正式出现是在1996年德国颁布的《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成为世界潮流，循环经济则被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循环经济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先后出台了多个治理塑料污染的政策，从早期以重点领域治理为主，逐步发展到以发展循环经济为核心的全面治理阶段。在多年的实践中，我国塑料污染治理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覆盖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拓展，治理力度也越来越大。
在徐永军的家乡，人们早就开始了自发的、对循环经济的探索，也开始了对废旧塑料的回收和再利用。
曾国辉是江西丰城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办公室主任，他说自己的父辈就曾挑着糖担子走街串巷回收废品，他小时候还帮家里拆解过旧电器。
曾国辉说他后来考上大学，无缘继承父业。而徐永军则成为第二代江南破烂王中的一员，那时丰城的废旧物资回收行业已初具规模。
徐永军说当年自己没本钱，就从一个小小的废旧物资回收站起步，他专门做不需要大量资金的废旧塑料。
吃干榨净、有啥用啥，这是在生产力有限、资源稀缺的社会发展阶段普遍存在的必需型循环经济。
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我国进入物质丰裕型社会，包括再生塑料在内的、废旧物资回收行业也不断发展起来。
这里就是徐勇军的老家——围里村，同时也是“围里废品大市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雏形，由散户自发收购塑料、电机、金属等废品，经过分拣、打包、冶炼、加工后售卖，逐步发展成为江南最大的废旧物资集散地。到2004年，废品大市场总面积达525亩，经营户超过200家。
曾国辉说，原来粗放的生产方式缺少环保措施，废旧物资回收产业自身变成了污染的制造者。
曾国辉说，当时人们对政府的治理有抵触，不愿搬进园区，也不愿添置环保设备。但徐永军例外，他觉得继续下去没有前途，早晚会被淘汰，率先迁入循环经济产业园。
围里废品大市场已不再使用，粗放的发展方式也逐步被淘汰，当地政府正在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落户丰城市循环展业园区的企业共有18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85家，上市企业6家，央企、国企3家。
每天早晨，满载着全国各地废旧物资的大货车驶入产业园区，在这里它们会被“吃干榨净”。
工人熟练地将冰箱压缩机拆解下来，制冷剂也会被收集起来，剩下的箱体被送入巨大的破碎机中。有人做过粗略统计，一台废旧的冰箱含9公斤塑料、1.3公斤铜、0.6公斤铝，如今废旧塑料的回收和再利用，如同开采“城市矿山”，同样需要技术含量。
据秦玉飞介绍，在这座工厂里，从废弃的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家电上拆解下来的塑料，被破碎、分类、清洗后，根据后续的用途，再进行纯化和改性，制成各种再生塑料颗粒。实验室检测合格后，这些再生塑料颗粒就又变成了很多工业产品的原材料。
目前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大量废旧塑料的治理难题，据欧洲塑料制造商协会统计，2018年欧盟国家焚烧发电的能源化处置比例为42.6%，资源化利用比率为32.5%，其余24.9%作为垃圾填埋。美国的能源化利用率为15.75%，资源化利用比率为8.66%，填埋比例为75.59%。一些国家长期靠出口废旧塑料来解决本土的治理问题。仅在2013年至2017年间，我国处置的进口废塑料就达3666万吨。2017年7月，我国颁布《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其中规定，到2017年底不再进口生活来源废塑料、未经分拣的废纸以及纺织废料、钒渣等品种。此后，很多东南亚国家也开始效仿中国的做法，拒绝进口废旧塑料等洋垃圾。
如今，人们对于废旧塑料污染治理的理念在不断进步和提高，强调要加强存量管理，而不是流量管理——对已经生产和积累起来的塑料原材料和制品加强管理和循环利用，尽量减少生产和使用全新的原材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减量化和无限循环。这就需要改变原来的将废旧塑料回收后降级利用，变成同级利用，甚至升级利用。
熊维是一位拥有高分子材料博士学位的创业者，她说再生塑料的降级利用非常普遍，例如像快餐盒、饮料瓶都是用食品级、高价值的原生塑料材料制成，但被回收后，只能再做成家具、生活用品等等，难以重新做成与食品直接接触的塑料包装。
熊维说他们正在努力将回收后的废旧餐盒再做成食品级塑料，实现同级再生，并于2021年兴建了一座以废旧食品包装为原材料、进行同级再生的加工厂。
不久前，他们的再生聚丙烯颗粒产品获得了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针对“可以有效去除可能污染物的工艺”所颁发的无异议函。函件指出：确认你公司具有转换再生的能力，具体表现在将使用后的聚丙烯（PCR-PP）加工为安全与食品接触的材料，该再生聚丙烯材料可用于生产下列食品包装：未经加工的水果、蔬菜以及带壳蛋类。
要获得高品质的、食品级再生塑料，需要对整个生产工艺进行严格控制，不仅要消除废旧塑料中可能有害于人类健康的所有污染物，还必须证明再生材料不会以不可接受的方式改变食物成分、味道或气味。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真正实现废旧餐盒的同级再生。
从全球范围看，一些国家对于再生塑料的应用，已经做出明确规定。例如澳大利亚在《国家塑料计划2021》中明确，2025年塑料包装的再生塑料含量应达到20%，加拿大则谋划到2030年某些塑料包装中再生塑料的比例要达到50%。欧盟于2022年3月30日发布《欧盟可持续和循环纺织品战略》，禁止塑料瓶经物理回收后降级使用、制成纺织纤维，旨在保护塑料瓶闭环回收体系并促进塑料原级循环。另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调查显示，一些大型国际饮料、食品公司的包装中，已经在使用一定比例的再生塑料。
近期在杭州西湖区的写字楼、餐厅等这些大量产生食品包装的场所里，又多了一个分类垃圾桶。
据了解，那些残留食品较多、难以清洗的外卖包装并不受拾荒大军的欢迎，而现有的垃圾分类体系又难以将它们和其他垃圾进行区分。西湖区设立废旧餐盒回收专线的目的是提高回收率、减少废物量，但由于分类依旧不够精细化，餐盒中常常混有各种其他垃圾，目前还难以实现同级再生。
目前杭州西湖区废旧餐盒回收专线的日回收量约为1.5吨，仅靠这些垃圾售卖获得的收益难以覆盖人员、场地及设备的运营成本。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废旧餐盒的回收率并不高，约为20%，最主要原因也是垃圾分类不够精细化。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李景虹教授，多次在提案中对塑料污染防治建言献策，其中包括如何能更好地回收和分拣废旧塑料。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等到塑料制品被丢弃后再开始治理的成本总是很高昂，想要扭转这一局面不应忽视始于其生命周期更前端的改变。
或许人们没有注意到，无标签食品，尤其是无瓶标设计的饮料已在阿联酋、日本、韩国等国家实现了产品的上市销售。韩国农心的矿泉水、日本的绿茶还有百事和可口可乐等等，生产商将所需产品信息印制在批量包装的纸箱上，尽量减少饮料瓶自身的塑料种类。颠覆固有思路的创新，使得简单高效的循环再利用，成为可能。
在杭州的一所小学，四年级的同学们特意为我们展示了他们各种与“无废”相关的校园教育：有垃圾分类游戏、有再生纸手工作坊、有程序设计、有小回收站和情景剧等等。对于在丰裕社会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改变“用过即抛”的习惯、减少浪费甚至消除废物、实现真正的循环经济，虽然充满了挑战，但也可以充满乐趣、创造和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