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快报:事关武汉等地高校毕业生毕业后都去了哪儿？

流动中国②高校毕业生,留下还是流走？

2022年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第一位，表明了确保高校毕业生群体就业任务之重。在当前需求侧和供给侧双重压力的影响之下，2022年大城市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如何？是流向外地还是留在本地？哪些城市最吸引他们？

针对就业形势，2022年6-7月，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的空间格局与演化机制研究"（42101226）、"城市竞争视角下人才流动的时空演化及就业地选择机制研究"（42171233），由华东师范大学崔璨教授团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劳昕副教授团队组成的联合课题组，开展了2022年应届毕业生就业流动情况调研。

(资料图)

调研选取北京、广州、武汉、成都、西安、长春、桂林和芜湖共8个城市的78所高校，共回收7364份有效问卷。下文所提的毕业生就业趋势，均指基于上述样本的调研成果。

研究发现：一线城市中，北京毕业生分散流向其余一线、新一线城市，广州毕业生流向省内其他城市，尤其是深圳。新一线/二线城市毕业生主要流向一线城市。三线城市毕业生，主要流向地理邻近的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

在诸多影响毕业生城市选择的因素中，毕业生最看重的是职业发展机会，其次是薪酬待遇，另外，教育医疗水平也是吸引毕业生前往大城市的重要因素。在城市主动招才的人才政策中，提供住房补贴、人才公寓的安居政策最具吸引力。

超过一半毕业生选择体制内单位就业

调研中，毕业生更偏好在体制内单位就业。

选择在体制内单位（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就业的比例为56.02%，在私营企业（民营、个体）就业的比例为34.49%，只有2.34%的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

从调研结果看，选择在体制内单位就业的毕业生冒险精神水平稍低于选择在体制外单位就业的毕业生。个人的冒险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就业单位性质的选择。

左：图1 高校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 / 右：图2 不同单位性质高校毕业生冒险精神水平

学历及学校层级越高，薪资越高

数据显示，调研样本中有34.53%的毕业生月收入工资段为6000-8999元，有32.64%的毕业生月收入工资段为3000-5999元，毕业生工资水平多处于普薪段。调研样本中有0.43%的毕业生工资达29000以上，其工作单位性质主要是私营企业。

从三类高校毕业生就业工资水平来看，一流大学毕业生工资水平最高，其次是一流学科高校毕业生，普通高校毕业生工资水平最低，这意味着随着学校层级提升，工资水平也会得到提升；从学历来看，本科生工资水平要低于硕士研究生工资水平，平均工资差额可达3000元左右，这意味着随着学历提升，工资水平也会得到显著提升。

图3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资水平

左：图4 不同学历毕业生工资水平（元）/ 右：图5 不同学校类型毕业生工资水平

近六成毕业生留在就学地

粘滞率，即毕业生中留在就学地工作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能留住本地毕业生的重要指标。本次调研的8个城市高校毕业生的平均粘滞率为57.24%，接近六成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就读城市工作。整体来看，粘滞率与城市等级密切相关，城市等级越高粘滞率越高。

然而，在本次调研中，粘滞率最高的城市是新一线城市成都，达到68.6%，超过一线城市北京（64.71%）和广州（62.9%）的粘滞率。粘滞率最低的是三线城市芜湖，只有33.1%。

图6 高校毕业生粘滞率

图7 不同城市粘滞率

毕业生流动半径与就学地城市等级正相关

以调研城市（就学城市）为流出地，就业城市为流入地，毕业生在两地之间的“流向”与“流量”情况，反映了高校毕业生的流动特征：

图8 主要就业目的地城市（流动占比前5名）

1）广州毕业生主要流向省内，而北京毕业生则分散流向一线和新一线城市。

数据显示，广州高校毕业生毕业后流入城市前五名分别是深圳（49.64%）、佛山（20.80%）、东莞（14.95%）、惠州（8.76%）和中山（5.84%），全部为广东省内城市，其中深圳在吸引广州毕业生生源上占据绝对优势。

但同样作为一线城市的北京高校毕业生流动呈“分散化”，主要流向了其他一线城市深圳（27.74%）、上海（21.29%）和新一线城市天津（17.42%）、杭州（16.77%）、成都（16.77%）。广东省毕业生流动呈现出的“省内聚合”状态，不仅是受省内经济水平影响，还受到了生源构成影响。数据显示，广州生源主要来源于省内，而北京生源则来源于全国，因而生源构成对毕业生的流动特征也有一定影响。

2）新一线/二线城市毕业生主要流向一线城市。

数据显示，新一线/二线城市高校毕业生毕业后主要流向一线城市就业。除一线城市以外，西安的高校毕业生还流向了新一线城市成都（14.66%）、杭州（14.14%），成都的高校毕业生中较大一部分则是流向了地理邻近的新一线城市重庆和绵阳市，武汉的高校毕业生主要流向了省内的宜昌市（16.06%）和相邻省会南昌（15.54%），而长春高校毕业生主要流向了新一线城市和相邻省会沈阳（17.24%）。

3）三线城市毕业生，主要流向地理邻近的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

数据显示，与芜湖相比桂林的粘滞率虽略高，但更多的毕业生流向了省会南宁，而非留在就学地桂林。芜湖与桂林相似，省会合肥仍是毕业生的主要选择。除此之外，三线城市的高校毕业生倾向于流向地理上邻近的一线城市和省内的地级市，流动半径较小。

多种因素影响下，成都粘滞率最高

城市等级越高粘滞率越高，这意味着大城市更具吸引力，然而城市粘滞率的差异不仅是城市自身吸引力的结果，也会受到城市性质、周边城市、生源构成、人才政策、产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数据显示，本次调研中成都的粘滞率远高于其他城市，成为最能留住毕业生的城市。

近20年来，受一线城市的集聚效应影响，“北上广深”成为许多毕业生就业的首选目的地。本次调查数据也显示，“大城市余热未尽”，仍然是毕业生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但成都的高粘滞率也是值得关注的。

成都是西南地区典型的“内向型”城市，与东、中部地区联系较少，这从成都毕业生的流向中也可窥见。本次调研中成都高校毕业生的四川本地生源占63.81%，四川和重庆两地生源则占67.73%，在虹吸效应作用下，成都必然会成为许多西南地区毕业生就业的首选地。2017年起，成都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多项人才政策也颇有成效，进一步刺激了高校毕业生“用脚投票”，留在成都成为不错的选择。

图9 成都生源构成

北上广深热度不减，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但“成都热”，以及最近高频出镜的新一线城市杭州、苏州、重庆等城市，引起了我们对城市粘滞率和吸引力新的思考。这一类热门城市的收入水平，虽然与北上广深有一定差距，但从收入与生活成本支出差来看，更具“宜居”特性。

离开就学地的原因：就业机会、薪酬、伴侣团聚

数据显示，本次调研中有50.20%毕业生在择校时有较强烈的意愿留在就学地城市居住生活，其中26.28%表达了强烈的居留意愿；从不同的毕业生群体来看，研究生居留意愿比本科生高出2.41%。

上述数据显示，在就读城市选择时，过半的毕业生表达了未来留在就学地生活的意愿，这或许可以表明就读城市的选择里包含了对就业地的偏好，且研究生群体的意愿要高于本科生群体。

在对城市的偏好和居住经历的影响下，部分毕业生依旧选择了离开就学地工作，是什么因素促使其做出了如此决定？

图10 高校毕业生在就读地居留意愿比例

1）一线城市毕业生因房价高企、就业竞争激烈，离开就学地。

数据显示，在离开就业地的原因中，一线城市的高校毕业生中22.63%选择了“房价过高”，19.31%选择了“就业竞争激烈”，一线城市高企的生活成本和人才集聚导致的高度竞争，成为高校毕业生离开的主要原因。

2）新一线/二线、三线城市毕业生因就业机会有限、薪酬待遇低，离开就学地。

离开新一线/二线城市的毕业生给出的主要原因是“就业机会有限”和“薪酬待遇低”。其中，三线城市毕业生中认为“就业机会有限”的占比达24.03%，而新一线/二线城市占比为18.20%，三线城市的“薪酬待遇低”选项占比也比新一线/二线城市高出了1.3个百分点，可见三线城市的就业前景显著低于新一线/二线城市。

图11 不同等级城市高校毕业生离开就读地的主要原因

选择就业地的要素：职业发展机会、薪酬待遇

数据显示，在诸多影响毕业生城市选择的因素中，毕业生最看重的是“职业发展机会”，均分为4.29分，其次是“薪酬待遇”4.25分，比起就业起薪，毕业生似乎更关注的是职业的发展性。

由此可见，经济因素是毕业生选择就业城市时的首要考虑因素，进一步说明，“大城市”仍会是毕业生就业选择的主要目的地。

此外，“教育医疗水平”也获得了4.0分，这意味着城市品质也是吸引毕业生前往的重要因素，去往“大城市”，是追求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的表现。是否和大学/研究生就学地邻近仅获得3.15分的均分，在各影响因素中重要程度最低，表明就学地而非其邻近城市对毕业生来说更具吸引力。

图12 高校毕业生城市选择影响因素打分

城市“安居政策”对毕业生吸引力最大

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抢人大战”，在落户政策、安居政策、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优化公共服务、鼓励创业等方面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受访者对各类人才政策重要性按1-5分进行评价。

数据显示，提供购房补贴、租房补贴、建设人才公寓的安居政策对毕业生吸引力最强，提供购房优惠、购房补贴平均为4.30分，提供租房补贴4.29分，建设人才公寓、公租房、共有产权房4.20分。高校毕业生直接落户成为大部分城市人才政策标配，落户政策对毕业生的吸引力逐渐减弱。

图13 高校毕业生人才政策打分

疫情中的就业选择：毕业生仍偏好大城市

就疫情对就业城市选择的影响来看，毕业生会更加看重就业地城市的疫情防控水平，数据显示该选项占比最高，为30.54%。此外，“是否逃离大城市”也成为疫情之下的讨论热点。